《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09年08期
19-21
出版日期：2009-08-28
ISSN:1674-2869
CN:42-1779/TQ
管理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及其问题
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方法是目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伴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实证主义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扩散。采用实证主义方法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研究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进行研究的“规范化方法”［1］，言外之意，其他方法的研究皆属“非规范”。由此可见，实证方法在当前学术界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笔者试图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说明，实证主义方法并非是普适的研究模式，研究者可以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选择实证的或者基于人文解释的研究方法。一、管理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一）实证主义方法的特点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我们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Comte，1998）［2］。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判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判断因果关系的三个前提条件：（1）假设的因与果必须存在某种联系；（2）它们之间存在时间顺序的差异，因必须先于果而发生；（3）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恒定存在的，在果出现时必须伴随因的存在（Cook& Campbell，1979）［3］。一般而言，实证主义在管理问题研究中的操作程序是：（1）将一般性的管理问题转化为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实际研究中必须将“大问题”分解再分解，直到对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能够准确定义、操作、测量，并且能够把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实际的测量数据加以检验为止；（2）确定这些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3）在研究问题和假设基本确定下来之后，选择合适的研究设计来检验假设。（二）证实和证伪及其问题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实证主义经历了从证实到证伪的发展历程。实证主义框架下对社会现象进行证实性研究的指导原则可以概括如下：（1）将个人行为及社会生活视为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客观实在系统，倡导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2）认为人类的感官能力是相同的，经由共同的感官经验才可以保证发现的客观性；（3）将理论的形成视为概括构造的过程，强调依据观察收集的事实资料，并通过归纳形成定理或理论；（4）客观中立原则，实证主义的研究是要建立超越主观经验及信仰的客观知识；（5）假设性演绎及验证原则，即在研究之前一定要经过假设性演绎产生假设，然后经过归纳和假设检验就可以成为可信赖的知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上述第五条原则存在根本性缺陷：即个别的、经验的事实怎么能够证明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证实论自身也认识到，任何科学理论都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命题，而证实这些命题的证据却是有限的，因此也承认，不能用经验完全证实一个理论。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证实论者将归纳逻辑同数理逻辑和概率论联系起来，试图借用数学上精密的数理逻辑形式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现实世界的丰富性，这样的解决途径缺乏实用意义和说服力，它很快就被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论所代替。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继承了证实论的其余四条原则，但在第五条原则上做出了重大修改。波普尔认为“理论在经验上是决不可证实的，假如我们想避免证实论者所犯过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另外）一个标准。［4］”波普尔指出的这个标准就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4］”波普尔指出，他指的“证伪”是逻辑上的可被证伪，即：凡是在逻辑上可以被经验证伪的命题和理论都是科学理论。自波普尔提出基于证伪的实证主义哲学后，它很快被面临方法论困境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与管理学所采纳，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内的主流方法论。然而，证伪主义一经出现，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迪昂—蒯因命题”（DuhemQuine），这个命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如果原命题有辅助假说集，严格地证伪也不可能。”因为命题对事实的说明需要一组辅助假设（auxiliary assumptions），当我们出现反例的时候，证伪的可能不是核心命题，而可能是其中一个辅助假设出错。亨普尔指出，“如果I是H与一个或更多的辅助性假设A中推导出来的……如果检验表明I为假，我们只能推断出，或者是A，或者是A中包含的辅助性假定中的某一些必定为假。［5］”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辅助性假设很多的情况下，证伪也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即使在辅助性假设较少的自然科学领域，原理论的保护者也可以构造足够多的辅助性假设，来应对批评者对理论的证伪。对此，罗森堡总结说，因此，“从逻辑的角度看，科学定律既不可能被获得的证据完全确立，也不可能被有限量证据全盘证伪”，它表明，“确证（confirmation）或者否证（disconfirmation）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不仅仅是从一个被检验的假说中导出正面或者负面的例证。［6］”第8期吕力：管理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及其问题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31卷
二、作为实证主义操作方法的还原论及其问题1951年，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发表了科学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蒯因在这篇著名的科学哲学论文中指出，经验论有两个错误的教条：一个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另一个是还原论（reductionism）。由于蒯因的引入，“还原论”一词在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讨论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一）还原论的概念以及作为实证主义操作方法的还原论虽然还原论的概念历史不长，但还原论信念却久远得多。古希腊的先哲们很多都有还原论的思想，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与虚空，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等，都试图把自然现象的复杂性归结为寻求一种或几种本源。从科学哲学史上看，还原论和分析思维的主要奠基者是笛卡尔，因为他相信，存在“所有物体的普遍的质”，科学的目的就是把一切对象还原成这种“质”。基于这种认识，笛卡尔提出了适用于指导科学研究的四条原则，其中的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这条原则直接体现了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哲学观。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经过四百年科学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终于形成了还原论和分析思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支配地位。20世纪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亨普尔等进一步将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表述为一个完整的哲学范式，使原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般还原论的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某一种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E.Nagel）将它表述成标准的还原模型，成为还原论的基础表述。内格尔认为，所谓还原指的是两个理论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理论必须包括基本理论规律和特有的理论词项和观察词项，并已作了明确的表述和界定。这样，令T1和T2为两个理论，当且仅当：（1）T2上的术语能通过T1上的术语来定义；（2）T2上的规律可以从T1上的规律导出，则说T2还原为T1。这两个条件分别称为可连通条件（the condition of connectability）和可导出条件（the condition of derivability）。通过可连通条件，T1和T2这两个不同的理论或不同学科的词项就可以互相连接起来。科学理论中存在大量可连通的例子，如蛋白质、胆固醇这样一些生物学术语总是可以用一定的化学分子式表示［7］。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M.W.Wartofsky）详细解释了内格尔模型的两重含义。其一是在考虑经验的意义时，指的是“理论术语还原为观察术语的问题”；其二是考察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时，指的是“把不同的科学还原为某种理想化的统一体的方法论论据” ［8］。美国学者欧阳莹之就其中第二条进一步指出：“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初级学科，次级学科可以且应该被还原成该基本学科。……一个理论被还原了，就是该理论中每一个语句都被翻译成基本学科中的语句，表达了同样的事实而没有含义的丢失。比如，如果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可以用物理学的概念和原则翻译的话，则心理学可以还原成物理学。［9］”欧阳莹之所说的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除了用物理学还原心理学以外，还包括生物还原。生物还原论把人的心理还原为较低级的生物的心理，从对生物的研究中认识人的心理现象和揭示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在心理学还原主义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为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由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20世纪初创立。其还原论倾向体现在：认为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力图将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心理学还原为自然科学。华生认为：人和动物的全部行为都可以分析为刺激和反应，这就是说全部心理活动，都不外是由一些外界刺激引起的一些物理或化学变化而已［10］。这样华生就把心理学纳入到自然科学体系之中，把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现象，抹煞了心理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殊本质。在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罗宾斯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中的人类行为指的是目标、选择及其与资源配置的关系［11］，直接表明了其行为主义方法论立场。这一定义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者说行为主义仍然是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国际学术界主流期刊普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通常是将一般管理问题还原为可观察、可测量的子问题，就像心理行为主义所标榜的“刺激—反应”模型那样，尽可能地以人们的行动来直接解释人们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可测量的、可量化的。甚至在倾向于定性的案例研究中，有关论者也强调概念的分解（一阶概念、二阶概念）与数据编码，并以此作为“好”的案例分析的标准［12］。（二）还原论及其问题哲学家罗素认为，命题和事实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或逻辑同构关系，这种关系的成立决定了命题的真理性。在还原论看来，正因为命题和事实存在逻辑同构关系，才可以将概念逐步分解和还原并使之与客观事实进行逻辑上的比照，以确定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现实。但无论还原论者如何表述，一个类似于怀疑论的问题总是不可避免：语言或者思想在一个层次，而实在又是另一个层次，那么我们如何能保证命题或观念能够与实在符合？如普特南指出：“要指出两个领域间的符合，我们需要通向两领域的独立通道。［13］”对于社会领域的“实在”，尤其如此。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如文化、宗教、仪式、艺术等很难进行测量和分解。组织文化是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组织文化的研究中，还原论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人类学家特纳和布鲁纳就文化问题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个体如何设身处地地体验到他们的文化，即意识是如何接纳事件的。我们所说的经验并不仅仅指感觉材料、认知，或者用狄尔泰的话说是‘理性的淡果珍’，而且还包括情感与期望……我们的经验并不仅仅是言语的，而且还有表象和印象。［14］”因此，经验主义还原论所称之“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翻译成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真的或假的）［15］”是错误的，相反，陈述的意义取决于整体性的阐释。三、小结：管理学研究中的多元化方法实证主义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实证主义是无效的。事实上，至今为止，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绝大多数成就都是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引下获得的。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上就存在实证方法与人文解释的方法论之争。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管理学确实曾经在实证主义方法的思路下获得很大的发展，但从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实证主义方法存在根本性问题；从对管理实践特别是对组织文化的研究来看，基于还原论的实证方法很难操作。因此，尽管实证主义目前仍占据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主流，但没有理由拒斥其它的选择，应提倡管理学研究中的多元化方法。